罗志敏, 陈春莲|大学校友组织:公共性建构与组织成长——以武汉大学校友抗疫应急救援行动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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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敏, 陈春莲|大学校友组织:公共性建构与组织成长——以武汉大学校友抗疫应急救援行动为例

大学校友组织:公共性建构与组织成长——以武汉大学校友抗疫应急救援行动为例

大学校友组织:公共性建构与组织成长

——以武汉大学校友抗疫应急救援行动为例

文 / 罗志敏, 陈春莲

摘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校友组织由于被担心涉入“帮圈文化”而成为限制发展的对象,其功能也大都局限在个人联谊、为学校筹集办学资金层面。结合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武汉大学校友组织的应急救援行动案例,可以从中发现,校友组织能在确定的角色下应社会需要变化适时调整自身的行动诉求,以同一校友身份为情感基点快速累积起大规模校友召集所需的信任,并在校友能人的拉动下快速响应、协同行动,从而在生产出多样公共产品的过程中完成了自身公共性的建构。而这种由“自在”走向“自为”的建构所带来的公共性增长又同时促进了其组织的成长,即在组织架构上从“校友的校友会”“大学的校友会”走向“社会的校友会”,在组织功能上从“联谊”“互谊”走向“公益”。案例表明校友组织在提供社会公共产品方面具有其他社会组织所没有的潜力和优势,为此应重新审视大学校友会的作用,那就是它们不仅是高校在拓展社会影响力、传承大学文化、筹集办学资金等方面的重要组织力量,也能成为政府应急管理体系中可以倚重的合作伙伴,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大学 ; 校友组织 ; 应急救援 ; 公共性建构 ; 组织成长

作者简介

罗志敏, 陈春莲|大学校友组织:公共性建构与组织成长——以武汉大学校友抗疫应急救援行动为例

罗志敏,郑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州大学学科特聘教授,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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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春莲,本文通讯作者,管理学博士,《上海电力大学学报》副主编、编辑部主任,副研究员。

一、引言:大学校友组织的中国发凡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三、案例与方法

四、公共性建构:大学校友组织的行动路径

五、组织成长:大学校友组织的转型与嬗变

六、余论:需要重新审视的大学校友会

一、引言:大学校友组织的中国发凡

创立于1879年并带着西方教育体制色彩的圣约翰大学,在时隔21年后也就是1900年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校友组织——圣约翰同学会。虽然这一当时仅有50名会员的组织比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大学校友会①晚了70多年,但至此,“同学”以及后来从日本引入的“校友”一词也就代替了持续1300多年科举时代的“同年”称谓,也使在中国毕业离校的学生(校友)从此有了自己专有的组织。在随后的整个民国时期,虽然校友会只是极少数接受高等教育的“精英人士”进行社会关系建构的重要依托,但却在个人资助、慈善助学、维护母校权益等方面有着不凡的社会影响。例如,当时在国内外就拥有42个分会且被称为“民国第一校友会”的南开校友会,除了在平时具有联络各地校友、沟通信息、互相提携和荐任、号召募捐、接待校方人员来访等功能外,在国家和民族救亡图存的运动中甚至还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如竞购战时公债、慰劳抗战将士等(王长生,2004)。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除“文革”时期之外的高等教育得以恢复和成长,大学毕业生的数量不断增加,但校友组织却沉寂下来。这是因为在当时以工作单位为中心的全能式管理体制之下,整个社会环境不支持个人基于自身兴趣和利益的自由结合,毕业生离开大学,被分配到各个单位之中,大家在单位内是同事和同志关系,与单位之外的人不能也不需要结成任何组织形式的关系。校友群体即便存在社会横向上的联结,也只能是非组织性的(如小规模的同学聚会)。如此这样,校友组织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和制度空间,校友会就此处于停歇状态(马强 & 高丙中,2017,第49页)。

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中国社会变迁,使中国人“单位人”的身份发生了深刻变化,原来的“单位”不再具有垄断国家对个人进行全面垂直管理的功能,个人也就可以与单位外的其他人建立基于情感和利益需求的横向联系。也正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校友组织在国内一些传统名校的带动下得以恢复,如1984年成立的北京大学校友会,就是国内较早恢复成立的校友组织。随着上世纪90年代末“大扩招”带来的高等教育入学人数的迅速增加以及办学体制改革向着社会化、自主化的方向推进,大学校友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截至目前,我国绝大部分高校在校内组建了校友会(校友总会或母校校友会),并在校外拥有主要按国别、地域划分的大大小小的校友会(地方校友会),如清华大学截至2019年底就拥有海内外地方校友会145个。

进入新时代,当我们回过头来审视校友组织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它虽然起源于个人情感和利益的需要,但早就不再局限于小范围的私人领域,而是呈现出一种充斥着陌生人、面向社会大众的公共性。所谓公共性,指涉的是人们从私人领域中走出来,就共同关注的问题展开讨论和行动,由此实现某一或某些社会公共产品的生产(黄晓春,2017,第104页)。就社会组织来讲,公共性是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法性的基础,其服务对象、惠及对象越广泛,公共性程度就越高(耿依娜,2018,第122页)。校友组织作为一种以学缘关系为内在联结、以校友身份为标识的“拟血缘关系”或“拟地缘关系”的社会结合体,其公共性建构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进程中虽然并未呈现出持续向上的直线,但却一直是校友组织的一个根本属性。与此同时,校友组织的公共性也被打上时代的烙印,从而在不同的政治、文化、技术背景下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基于此,本文以2020年我国抗击“新冠病毒疫情”为背景,分析新时期校友组织公共性的建构过程及组织变化。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无论是自娱型的社区社会组织,还是主要维护行业从业者利益的商业行会类社会组织,抑或是旨在照顾弱势群体的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都必须建构起自身的公共性,比如在价值理念上秉持平等和正义(朱家存,周兴国,2007),在诉求上要追求公共利益(田毅鹋,2005,第52页),在具体行动上要有一定的集体动员能力(高鹏程,2009,第146页),在结果效用上能够提供社会救助、生态保护等社会公共产品(曹爱军 & 方晓彤,2019,第94页)。因为社会组织公共性的建构,从其内部讲既是联结和动员其成员的纽带,也是其摆脱狭隘个体意识进入公共领域、参与公共生活的根本(周亚越 & 吴凌芳,2019,第90页);从外部讲既是扩大其社会影响力的重要环节,也是体现其存在合法性的规范方向(耿依娜,2018,第119页)。换句话来讲,社会组织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不断建构其公共性。

那么,社会组织是如何建构其公共性的呢?或者说,社会组织的公共性是如何体现的呢?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已有研究可以概括为两种研究路径:一是要素的视角,侧重分析社会组织的内外部要素(核心变量)对其公共性建构的影响,内部的要素主要涉及自身资源的拥有量(Oliver & Marwell,1988)、创造新议题的能力(何艳玲 ,2007)以及行动过程中的信任(帅满,2019)、成员身份同质性(曾凡木,2018;黄晓星,2011)等。外部的要素则主要涉及政府的介入、社会的支持、重大社会公共事件的契机(唐文玉,2011;宋晓清,2014)等;二是关系的视角,主要是在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历史变迁中探讨社会组织的公共性(孙立平,2003;夏建中,2008),如单位制、社区制这种国家宏观制度背景带来的社会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或治理权力的变化对社会组织公共性建构的影响(杨敏,2007;耿依娜,2019)。

以上两种研究路径对社会组织公共性的建构问题做了各自的阐释,前者长于探索影响社会组织公共性建构的要素和因果机制,后者则善于把控社会组织公共性建构的总体格局和发展趋势。但二者却对社会组织公共性建构的动态演化过程关注不足,比如没有探讨社会组织行动的触发和形成机制等。同时,已有研究也缺乏对社会组织由于公共性建构所带来的组织成长的关注。事实上,社会组织的公共性与其组织成长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一方面,社会组织公共性的持续建构,能重塑其组织,改变其组织。比如,只有组织成员或熟人范围内的民众才能获得某种共同利益时,那么这一社会组织只是具有了最低限度的公共性。然而,当这一组织惠及的对象越来越广泛,进而延伸到组织以外的陌生人领域即为组织外的他者谋取利益时,那么这一组织就从俱乐部型的社会组织成长为公益型的社会组织(耿依娜,2018,第122页);另一方面,社会组织的成长又可以在增强其社会影响力的同时也能为社会提供更多、更有质量的公共产品,而这显然是增强它的公共性。

相对于红十字会等社会组织,我国的大学校友组织属于社会行动的“新进入者”,围绕其公共性问题的探讨目前还很鲜见,当前时代背景下对其公共性建构及其组织成长的研究就更为必要。结合以上所述,本文构建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已有研究缺憾且有利于进行动态机制分析的理论框架,以用于下文的案例分析。如图1所示,行动者们通过共同的校友身份聚集在一起成为校友组织,校友组织在公共诉求之下累积公共信任并采取公共行动,进而在生产出公共产品的过程中完成了自身公共性的建构;而校友组织由于公共性建构带来的公共性增长会促进其组织成长,如在组织架构上更加完备,在组织功能上更加多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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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例与方法

(一)案例概述

2020年新年伊始,一场来势汹汹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如无影狂魔,自武汉至湖北,迅速向全国肆虐蔓延。这次疫情的爆发以及随后的武汉封城,给中国人民尤其是武汉人民造成了巨大生命及财产损失,如截止2020年3月9日,我国累积报告确诊病例80909例,累计死亡3123例。其中,武汉市累积确诊49948例,累计死亡2388例,分别占全国的61.7%和76.5%。

在这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及随后展开的全国疫情阻击战中,无论是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名校的校友组织,还是像延安大学、河南科技学院、合肥学院等地方院校的校友组织,大都在资金募集或采购、抢运紧缺医用物资等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之中,武汉大学校友组织由于其母校武汉大学地处疫情风暴眼中心的武汉,不仅成了受人关注的焦点,而且其在抗疫行动中迅速的动员能力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公信度和影响力,超过了许多专门从事社会慈善和社会救助的社会组织,也由此被媒体赞誉为武汉和湖北抗疫行动的“最强民间力量”和“最硬核的后援团”。例如,该组织所属的一个采购组在韩国采购了重达180余吨的紧缺医用物资,并于2020年1月30日、31日、2月4日、19日先后动用四架包机,将16.55万件防护服、10万副护目镜、176万双医用手套、2.22万个防护面罩和191.152万只医用口罩空运到武汉,然后再由校友志愿者组成的物流车队直接运送到一线医院。另据2月28日的不完全统计,参与此次救援行动的校友超过20万人次,捐款捐物总额超过7亿元,其关联组织(如武大商帮、武汉大学校友企业家联谊会、楚商联合会)所属企业为本次救援行动捐款捐物超过20亿元,还筹建了10家方舱医院和应急医院。

由于这次疫情是近些年发生的一次波及范围最大、上升到国家最高层面的社会公共事件,且这一事件的突发性和应急性更能凸显社会组织在这一社会运动过程中的角色和作为,因此将武汉大学校友抗疫应急救援行动(以下简称“救援行动”)作为案例,来分析和考察大学校友组织的公共性建构及其组织成长,显然具有很强的典型性且具有案例研究价值。

(二)研究方法

为了尽可能地反映大学校友组织在社会行动中的公共性建构以及由此带来的组织成长变化,本研究主要运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的质性方法收集资料,本文一位作者曾作为志愿者及地方校友会主要负责人深度参与了这次救援行动,这就为卧底式地现场观察、访谈和收集有关资料带来便利条件。另外一部分来自官方文件和社会媒体报道的实物资料。资料收集时间从2020年1月26日至2020年3月9日。然后,运用上述构建的理论框架进行案例分析。

四、公共性建构:大学校友组织的行动路径

(一)公共诉求:在确定的角色下应社会需要变化适时调整

公共诉求是指行动者的需要在社会公共领域的释放,且通过一定的话语表达出来(周亚越 & 吴凌芳,2019,第91页)。这种诉求也是体现社会组织社会使命感的集体诉求,可以促使组织内的行动者进入公共领域,从而激发出公共性。换句话说,社会组织的公共诉求是促使行动者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激发公共性的动力来源。如果其公共诉求能呼应各行动者的社会责任感以及欲达成的社会目标,那就是较高程度的公共性了。

在这次救援行动中,武汉大学校友组织首先就明确了自身的角色,那就是为武汉这次疫情阻击战提供后援支持。如其在宣传上反复使用的“前方,无数医护人员冲锋陷阵;后方,武大商帮、武大校友为他们筑起钢铁长城!”“要做武汉的后勤部、采购员”“要咬紧牙关奋战在物资保障的第二战场上”等话语就体现出了这一点。更为突出的是,该校友组织的公共诉求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救援行动的最初阶段,由于疫情并没有预想的那么严重,该组织只是通过校友群公众号发布“守望家园、护卫桑梓”的诉求,其目的主要是动员校友为其母校附属的三家医院捐款。后来,随着武汉市以及整个湖北省疫情的加重,医用物资短缺,该组织发现筹集的经费远不如口罩和防护衣重要,于是就将其诉求迅速调整为更为明确和感性的“不能让一线的医护人员‘裸奔’”,即为抗疫前线医护人员提供紧急救援,救援指向也从三家医院延伸到整个武汉市、湖北省乃至全国,如“驰援全国、增援荆楚大地!”“再接再厉、与祖国共患难!”等话语,就是他们在那一阶段呈现的公共诉求。再然后,随着新冠病毒感染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的不断增加,各医院医用物资纷纷告急,其诉求开始转向“快速的行动”,并通过“每天在行动!”“与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与疫情鏖战”“分秒必争的开始!”等饱含其动机、意图、情感的感性话语,来动员校友在全世界快速地搜寻、抢购和转运医用物资。对于此阶段校友组织的救援行动,有两段来自其官网的话语是这样描述的:

美国东部时间1月27日凌晨,大纽约地区校友会的第一批捐赠物资,1122套防护服、1582个护目镜、480个N95口罩,从纽约起飞,北京时间1月28日凌晨抵达了上海浦东机场。1月29日早上抵达武汉,下午全部配送到医院。从空运、清关、陆运到配送,仅用了48个小时。

疫情就是命令、物资就是弹药、时间就是生命!接到信息后,武汉大学校友企业家联谊会会同相关人员,开始了生死速递!22∶00:武汉大学校友企业家联谊会抗击疫情应急小组出发。23∶00:在机场海关,各种手续办妥。23∶30:物资到达天河机场。1月31日0∶40:开始装车。1月31日3∶00:到达武大,边搬运边分发。31日6∶00:搬运完成。31日12∶30:分发完成。

以上这种甚至精确到分钟的行动,除了能凸显他们行动的“速度”和“力度”,也体现了其组织的公共诉求。当进入2月下旬全国疫情得到遏制且武汉市也得到缓解,同时医用物资随着国内生产口罩等产品的企业复工后也不再那么紧缺时,该组织又将自身的公共诉求调整为“坚持”,如“疫情不除,决不收兵”“武汉一日封城,团队一日不解散”等就是他们在这一阶段常用的话语。

以上这些用同一个声音呈现的公共诉求,感情色彩浓厚,情感倾向明确,有利于实现更多行动者的关注和认同,再通过各个校友公众号和微信群的相互转发和扩散,从而在同一信息的迅速传播和重复暴露中获得大量关注度,进而能在短时间内将行动者的个体情感转变为集体动员所需的集体意识。同时,这种在确定的角色下随着社会需求变化适时调整的公共诉求,不仅有利于进行集体舆论造势,推动和维护整个行动的进程、有效性和持续性,还与整个武汉市、湖北省乃至整个国家同呼吸、共命运,身份代入感很强,体现出了很强的公共性。

(二)公共信任:通过“校友身份”等快速累积和增强信任

公共信任即公信力,它是衡量和评价社会组织行动绩效的关键因素,是社会组织的受信任程度与利益相关者对社会组织信任程度的综合反映,也是社会组织获取合法性、建构公共性的重要途径(耿依娜,2018,第124页)。在该案例中,武汉大学校友组织通过一些针对性操作,使一般的、特定的人际信任快速走向公共信任。

其一,以同一“校友身份”为情感基点快速累积信任。行动者之间的信任不仅决定着集体行动动员是否能够成功,也决定着组织公共性的形成和演化(罗家德 & 李智超,2012,第67页;帅满,2013,第212页)。校友身份作为一种群体身份,相对容易在各校友之间建立起信任关系。武汉大学作为创建于1893年的百年老校,其悠久的校园文化孕育了认同感很强的校友身份意识,而进入新世纪以来短短10年内校友连续为母校捐建7座大楼的创举②,更是激发了其校友对拥有“武大校友”身份的自豪感和荣誉感。在救援行动中,“武大校友”这一群体身份就反复出现在其动员的话语中,并通过“武大人”“珞珈③”“珞珈山”“樱花④”“武大商帮”等这些校友及校友企业家很熟识的且很容易唤醒他们校友身份意识的标识呈现出来,既有铿锵的呼吁,如“全球武大人携手战疫”“珞珈山将和全国人民一起,携手战疫!”“珞珈铁石志,总是报国心”等,也有类似“等这一切过去,我要回武大看樱花”这种温情的期盼。即便是一些关联组织,往往也通过突出“武大校友”这一群体身份来强化行动者之间的信任,如“武大商帮对祖国忠贯日月、对母校尽忠竭力、对桑梓赤胆忠心!”。以上这些标识性的话语,再附上“人民”“祖国”“桑梓”等词汇所具有的崇高意义,很具感召力,能快速在其成员之间累积其公共行动所需要的信任,从而使校友组织的集体动员不再需要前期阶段的反复协商、相互妥协的环节和过程,而直接进入到公共领域。

其二,在过程性的公开和透明中增强信任。公开和透明是公共性的重要特征(陈刚,2011,第120页)。如在救援行动中,武汉大学美国纽约校友会为了推动更多的校友参与救援行动,几乎每天都更新校友及校友企业的捐赠信息,包括详细的物资清单,清晰标注的物流状态以及捐赠去向等,一些捐赠项目还附上银行付款回单的扫描件或手机银行的到账截图,同时还指派专人对校友们提出的关于捐赠方式、物资标准、物流配送、需求协调等方面的问题进行逐一解答,从而保证能在第一时间消除捐赠人的疑虑和担忧;再如,该校北京校友会为了能够快速进行救援行动,除了设置采购组和物流组之外,每天还按时发布物流组进度简报。对于这种做法,新华社刊发的一篇新闻报道文章将其赞誉为应急捐赠的“学霸级作业本”(徐剑梅,2020):

这份逐日更新、内容不断完备的捐赠情况简报中,有收支总数据和每日支出明细,有受托协助捐赠,有物流动态更新,有临时调拨救援物资的原委说明,还有捐款记录的查询系统,清晰简洁,细节详尽。

这种过程性的公开和透明操作,使校友组织能在救援行动中累积起其成员的信任,甚至还能赢得组织外一些人的信任。对此该校一位校友在微信朋友圈里感叹道:“我愿意把钱捐给它,因为它让我感到信赖和温暖”。还有一位校友就此报告:“不是武大校友的也捐了,许多在校生的家长和亲友看到这个情况也跟着捐了!”

其三,通过故事情节的细化描写催化信任。在救援行动中,武汉大学校友组织常从细节入手描述某一校友会或某一位校友在这一过程中的动人故事,如一个校友公众号连续刊发题为《美国武大校友的30个日夜:捐270万件物资,每天3点睡》《浙珈儿女有力量:校友战疫故事》等文章。故事中那些细微的描写经过各校友微信群的传播和催化,除了能感召更多的跟随者之外,也增强了校友组织内部的信任。例如,一篇自媒体文章就通过刻画一位校友志愿者的内心感受来渲染其成员的捐赠积极性的:

由于没有机构账号,北京校友会临时征用了梁晓艳校友的个人账号用于接收校友的捐款。除夕晚上,梁晓艳说她过得心惊肉跳,微信和支付宝到账的提示音此起彼伏,以致于她整个晚上几乎没睡。原本定下筹款50万的目标,仅用1个小时就达成!39个小时后,捐款达到1600万!

(三)公共行动:能人促发、快速响应且能协同一致

所谓公共行动,在本文看来就是指社会组织内的行动者为了追求某种公共利益而进行的一种集体行动。它也是依托组织统一安排的一种组织化的行动,也正是在这一行动过程中,才能使原子化、分散化、个体化的行动者逐渐转变为受约束、有责任、有公共意识的集体行动者,进而使其行动成型为公共行动(黄晓春,2017,第104页)。考察武汉大学校友组织的这一救援行动,可以从中发现其公共行动的生成及其所具有的一些特点:

其一,校友能人的拉动。在众多有关集体或公共行动动员的文献中,那些拥有较多资源、能运用正式和非正式网络、能塑造行动价值和目标、能不断制造新议题且愿意承担集体行动初始成本的能人在公共性建构过程中必不可少(Oliver & Marwell,1988;何艳玲 & 钟佩,2013;罗家德 & 李智超,2012)。在公共行动的启动阶段,能人的作用体现得更为突出。在本案例中,就有很多这样的能人,如陈东升、蹇宏、阎志、雷军、毛振华、阮立平、于刚、周旭洲等,他们不仅在校友会中担任重要职务,同时也是拥有财力的企业创办人,而且还由于他们热心母校事务的过往记录,在校友群体中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好的口碑,一旦他们承担了能人角色,就具有很强的动员能力,并且由于他们同时还承担了公共行动发起的初始成本,所以成为推动救援行动形成和发展的核心和力量。如武汉大学1983届毕业生、校友总会执行会长、泰康人寿负责人陈东升,早在2011年他就给母校捐款1亿元,后来一些校友给武汉大学捐赠巨款时也据称是受到他的影响和带动⑤。2013年,陈东升带头发起并成立武汉大学校友企业家联谊会,在凝聚更多校友助力母校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由此,他也被校友尤其是一众校友企业家尊称为“大师兄”。在救援行动中,陈东升就展现出了其超强的号召力。2月13日,他代表武汉大学校友企业家联谊会和武汉大学校友总会发布总动员令,号召校友及校友企业“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这种能人作用,在短时间内就动员了孙宏斌、李健、张健、陈亚、刘松、刘鹤、田源、张洪涛、喻鹏、赵华锋、曾文涛、周旭洲、余仲廉等众多有财力的校友捐钱捐物。同时,对于紧缺医用物资的采购,他还做出兜底式的承诺,“经费不用考虑,我和其他企业家为大家解决后顾之忧!”于是很快就促成一些地方校友会的“全球大采购行动”。2月22日,陈东升又联合武汉大学校友企业家联谊会、楚商联合会、在汉高校校友总会联盟共同发出倡议,为湖北所有一线医务人员应届大学毕业子女提供优质就业岗位,并率先在其公司实施“抗疫白衣天使”子女专项招聘计划。在该倡议发出后的第二天,确认参与企业就有39家,提供就业岗位多达16246个。

其二,快速响应。快速响应既是应急救援的需要,也是社会组织公共性的重要衡量指标。在本案例中,武汉大学校友组织能在疫情蔓延、医用物资纷纷告急这一危机发生的第一时间迅速响应,这成了它们这次救援行动的一个重要表征。如2月12日,中央抗疫指导组副组长陈一新在武汉开会发出“打好武汉防卫战”指示后,次日陈东升就以武汉大学校友企业家联谊会理事长的名义向全球校友们发出总动员令。在总动员令发出当日,田源、于刚、杨正茂等企业家校友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响应号召,立即展开行动:一是成立抗击疫情应急小组;二是动员从事医疗行业的校友及校友企业各尽所能、汇集抗疫资源;三是以校友于刚的公司牵头进行药品的国内外采购工作;四是以校友田源的公司为牵头,联合纽约校友会,协调美国方面的采购工作;五是以校友杨正茂牵头,协调国内外顶尖医疗界专家,负责治疗方案的咨询工作。与此同时,广州、上海、河南、浙江、佛山、安徽、青岛、福建、江苏、四川、广西、西安、甘肃、青海、长沙、惠州、天津、厦门、宁波、汕头、云南、海南、吉林、香港、澳门等多个地方校友会也在接到动员令后瞬时接力发起倡议,号召校友竭尽所能捐款捐物。大纽约地区校友会、医学部海外校友会、休斯顿校友会、波士顿校友会、华盛顿校友会、南加州校友会、多伦多校友会、渥太华校友会、日本校友会等海外校友会也在第一时间积极呼应组织捐赠。再如,当得知武汉封城后人民医院、中南医院等医院最缺的是呼吸机后,浙江校友会立即发出众筹公告,在第二天就将第一批25台呼吸机送到了中南医院。

其三,协同一致。行动的协同一致不仅是一个社会组织是否具有组织动员能力的表现,也是建构公共性的重要条件。在救援行动中,同一校友身份成了激发各校友、校友会之间协同一致行动的主要内生变量,并在他们之间互动中得以增强。这正如武汉大学一位校友会负责人所谈到的那样,“武大校友这个共同的身份让我们拧成一股绳!”。而从客观的层面来讲,一些有难度的救援行动也需要他们的行动要协同一致。因为无论是医用物资的信息搜寻、核实与对接、标准的把控、鉴别与筛选,还是支付、采买、通关、物流、派发,每一环节都很重要,一些环节对专业性要求还非常高,至于大批量的采购难度就更大。如在国外抢购和运用医用物资行动中,大纽约地区校友会协助渥太华校友会将物资运往国内,广州、深圳校友会协助英国、法国、德国等许多海外校友会完成国内的清关手续并负责国内地接,北京校友会为日本、达拉斯等地校友会协调物流,宅急送、人福医药等校友企业配合将医疗物资快速运抵前线医院。再如,北京校友会为了能顺利地完成救援任务,搭建起了采购组、翻译组、物流支援组、财务核算组、信息发布组等在内的14个小组。后经过快速磨合,各小组志愿者们摸索出了比较顺畅的工作流程。其一位校友就此感慨到,“大家相互之间完全不认识且专业背景不同,但做到了一天内有序化、两天内流程化、三天内规范化,真让我吃惊!”

(四)公共产品:多种类且为特定人群提供专门支援

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是社会组织公共性建构的逻辑终点,公共产品的质量与多寡也是一个社会组织公共性强弱的重要鉴别标准。在救援行动中,武汉大学校友组织凭借其散布全国、全球各地的校友会分支以及众多有实力、有热心的校友及校友企业家,针对国家在疫情阻击战中出现或可能出现的问题、难题,提供了许许多多能与当时情势下社会需要直接对接的公共产品。

其一,提供了多种类的公共产品。(1)资金类。除了以定向捐赠的方式汇往当地慈善组织(如武汉市慈善总会)和武汉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之外,还有的直接将钱款汇到一线的疾控中心和医院。(2)医用物资及设备类。如消毒液、防护服、口罩、手套、测温仪、呼吸机、CT机等,甚至还有校友及其企业为抗疫筹建应急医院。如校友阎志及其企业自1月30日以来在武汉、黄冈、随州、监利等地设立了共有4580个救治床位的7家应急医院。(3)辅助物资及服务类。如校友企业公牛集团给武汉火神山医院施工现场捐赠5000余个开关插座,校友企业普洛斯免费开放其位于武汉及周边地区的仓库以用于存放所捐赠的医用物资,校友徐广煜组织志愿者运输队提供免费运输服务,校友刘炳义和李健为医院捐赠米面和食用油等;(4)外围支撑服务类。如为了尽可能地减少普通病人挤占医疗资源的情况,校友企业111集团开辟面向湖北省的免费线上问诊通道,并为慢性病患者提供免费续方服务。

其二,为特定人群提供专门支援。(1)为一线医护人员提供支援。在2月份抗疫最艰困的阶段,一些校友及校友企业先后通过给医护人员免费提供住宿、食品果蔬、劳务补助、健康保险等方式以表达对其工作的敬意和支持。如2月1日,校友陈作涛、毛振华等18位校友联合发起设立“珞珈白衣天使基金”,以用于补助和奖励奋战在疫情一线的医护人员,在随后十天里,就已募集资金1700余万元。再如,武汉大学校友企业家联谊会联合湖北楚商联合会给武汉一线的医护人员送去了总价值1000万元的“白衣天使爱心果蔬卡”,校友企业卓尔所属的武展酒店为一线医护人员提供免费客房住宿服务等。(2)为一线医护人员的子女提供支援。如武汉大学校友企业家联谊会联合一些企业和组织发起成立由校友蹇宏任秘书长的“战疫一线医务人员应届毕业子女就业保障办公室”,为所有在鄂在汉一线医务人员应届大学毕业子女提供优质工作岗位。再如,校友企业东润公益基金会捐赠500万元善款设立专项基金,为湖北部分医护人员子女提供就学保障资金。(3)为受疫情影响的机构或人群提供支援。如校友企业铭师堂教育为湖北所有高中生免费开放全科课程;校友企业融创文旅免除其旗下运营所有店铺一个多月的租金,以帮助缓解商家经营压力。

五、组织成长:大学校友组织的转型与嬗变

(一)组织架构转型:由“校友的校友会”“大学的校友会”到“社会的校友会”

校友参与社会活动,特别需要组织化的参与方式。若考察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校友组织的发展史,就可发现它最初的组织架构具有典型的“自组织”性质,即局限在校友-校友这种单一主体的互动模式,校友活动大都只局限在小规模的“昔日同窗”范围之内,校方不介入或很少介入。如北京大学校友会在1984年2月春节期间复建时就源于一些居住在北京的校友的联谊需要,其成员很少且大都是离休或退休的老年人。这也就是说,这一阶段的校友组织架构基本上是“校友的校友会”。

直至上世纪90年代,当大学意识到只有通过“校友会”这一组织才能合法且得体地联络到那些毕业后就脱离学校行政管辖范围的毕业生时,校方才介入到校友组织中,并通过将校友会(校友总会或母校校友会)设在校内、在校友会内担任会长、秘书长等重要职务以及用备案的方式(即地方校友会在校友总会报备),将校友组织纳入到自己的办学体系中。因为只有通过校友会这种组织,大学才能与校友发生稳定的、可预期的联系。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传统名校开始在校内组建校友会并设立秘书处,同时对校友群体中的精英分子进行吸纳,如赋予校董、理事等职务给一些企业家校友以政治上的荣誉,以达到聚拢资源、扩大组织辐射力范围的目的。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校友在学校重大活动(如校庆)、筹资以及维护和提升其社会声誉等方面的作用越发凸显,一些大学开始纷纷组建了独立的校友事务管理机构(如校友工作办公室),并与校内的校友会秘书处合署办公,如此一来,学校行政力量就介入到校友组织的决策体系和日常办公中。以上这种仿单位制的校友组织架构,被当前绝大多数大学所采用。由于这种大学-校友双元互动模式的组织架构,以大学为主导,主要为大学的发展服务,校友组织的运行更接近于学校的职能机关,所以可以称为“大学的校友会”。但是,从这一案例中,我们可以从中发现校友组织架构又发生了大的变化,已转型成为“社会的校友会”,其主要形态已拓展为校友-大学-社会这种多元的互动模式。具体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其一,打通了母校校友会与地方校友会、地方校友会与地方校友会之间的联络通道。在以往,以地域为划分标准的地方校友会由于保持着很强的独立性,一般只与母校校友会保持着单线联系。但这次行动中,各地方校友会不仅能配合母校校友会的诉求和行动,而且还能基于同一诉求自发地在行动上保持一致,在抢购、转运、派发紧缺医用物资中相互协调配合。如上文提到的180吨大批量紧缺物资,就是由设在校方的武汉大学校友企业家联谊会负责筹资、在韩国的校友会负责采购,然后再由武汉当地的校友会负责接收和派发的。其二,将其成员与企业联系在一起。由于许多校友实际上又是一些企业的创办人、合伙人或者控股股东,所以动员了校友其实也同时动员了其手中掌控的企业即校友企业。在此次救援行动中,拥有众多知名校友企业的武汉大学校友企业家联谊会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正是通过这一校友组织的居中协调,许多校友及校友企业如中珈资本、奥山集团、居然之家、中金公司、352环保科技公司、华润湖北公司、融创集团等都动员了起来。其三,带动了许多关联组织和个人参与其中。如许多校友尤其是校友企业家同时也是其他社会组织的成员,所以这次救援行动也带动了其他组织的加入,从而增强了其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和范围,如陈东升不仅是一些校友组织的主要负责人,还是楚商联合会的会长,而后者成立的“楚商防控指挥小组”的组长和执行组长也都是武汉大学校友,所以他们这次行动也同时把其他人士及企业动员了起来。截至2月12日,以楚商联合会名义捐助的抗疫物资先后共27批,价值数10亿元。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武汉大学校友组织之所以能在此次救援行动中成为“社会的校友会”,除了其超强的辐射力之外,以自媒体为代表的互联网技术也可以说是促发了其组织架构的转型。如在此次行动中,数个校友微信群交叉式的广覆盖,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集体动员过程中的地理区隔,为平时根本不相识的校友及各地方校友会提供了低成本的互动空间。换句话来讲,自媒体打破了传统社会组织行动的“在场性”要求,促使原本不隶属、相互隔绝的碎片化社会力量得以整合,由此贯通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联络渠道,交织到一起共同参与行动,从而使校友组织可成为一个“连接多边资源”(张小宁,2014,第190页)的平台。概而言之,校友组织这种组织架构打破了以往的传统科层制组织模式,使其能双向嵌入到母校与社会两种情境中,从而使其拥有的资源既可以通过校方的组织力量与社会需求对接,也可以绕过校方与社会的需求直接对接。

(二)组织功能嬗变:由“校友-校友联谊”“大学-校友互益”到“社会公益”

校友组织架构的转型相应地也会带来其组织功能的嬗变。如上文所述,新中国成立一直到上世纪整个80年代,校友组织的主要功能就是联谊,是少部分校友结成的自愿组织。这与美国大学早期的“同学会”很相似,即熟人范围内的成员可以获得某种好处或利益,因此只具有一些学者所描述的那种互助娱乐式的弱公共性或小公共性(李友梅,等,2012;刘杰 & 田毅鹏,2010)。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校友组织开始进入校方的视野,这时的校友组织的功能就从校友内部之间的联谊走向校友与大学双方之间的互益。当时许多大学成立校友会,其宗旨就是为大学和校友双方服务,这既与我国早期成立校友会的初衷是一脉相承的⑥,也是后来校友会的主要功能指向。如北京大学校友会成立之初便确立了宗旨:“加强校友之间的联系,发扬北京大学的优良传统,为母校的发展,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祖国的统一,为振兴中华贡献力量。”⑦虽然这一组织宗旨站位很高,但实际上校友组织所能做的就是加强校友与母校之间的联系和合作,即校友会是一个互益组织,其组织功能主要也就是互益。因为在那个时期,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都需要通过如此崇高的表达来生成意义和合法性,而不管它们是否有意愿和能力。后来,虽然许多大学的校友组织都将其组织功能定位为“为国家、为社会服务”,但由于组织模式上的局限或欠缺而大都沦为空谈。

在武汉大学2018年最新通过的《武汉大学校友总会章程》中,其组织宗旨虽然提到要“为中华民族的富强与进步贡献力量”,但在其所列的四条业务范围中却并没有体现,有关“社会服务”的表述也没有⑧,这应该是一个很务实的做法。因为校友会虽然可以借用类似“校友工作办公室”这一行政机构外壳得以进入学校的治理体系,但仅是一个很边缘的职能部门,在实际掌握很少的组织资源的情况下,很难承接社会职能,即便校友服务这一最基本的功能也往往未能如愿,仅仅停留在书面的文件或口头上,一些校友会更是直接变成大学追求自身利益的工具。但在这次救援行动中,以地方校友会为主体的校友组织完全跳脱出了以往的功能框架,从联谊、互益的小圈子迈向社会公益的大圈子,成了无所不能的“超级校友会”,其公共性也由此得到了历史性的空前的张扬。

其一,它几乎可以动员任何人。在本案例中,武汉大学校友组织通过其埋设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自身在救援行动中塑造的公信力,不仅动员到遍及社会各个角落、不同行业领域的校友,也将众多地方校友会动员在一起协同行动;不仅动员了众多有实力的校友企业家,也连带将他们掌控的企业纳入其中;不仅触动了一些还未毕业的在校学生,还牵动他们的家长和乡邻。如该校一位2019级沪籍新生看到校友的救援事迹后很受触动,就向上海校友会捐了他积攒的全部压岁钱2万元,而他的举动随后又带动其父亲捐了2万个医用口罩;不仅利用了母校的组织力量(如武汉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资源(如楚商联合会),还能与其他高校的校友会结成“抗疫伙伴”,如武汉大学北加州校友会与华中科技大学北加州校友会联合发起“武汉加油行动”,并与当地的一个国际援助组织合作,仅仅用了一个周日和半个工作日的时间就完成了捐赠方、承运方、接收方、海关清单以及报关公司共5家机构所需的文书材料,最终将重达2.5吨的医疗物资从旧金山运抵武汉前线医院。

其二,它几乎可以做任何事。在本案例中,可以发现武汉大学校友组织凭借它遍及全球227个分会、50多万个自然会员以及他们拥有的财力、物力、信息、文化和社会影响力等资源,并通过一系列的组织化操作,将资源优势扩大化、最大化,为救援行动提供从中心到外围、从金钱到物资、从疫情爆发期的紧急救援到后期的社会扶持等几乎任何公共产品,对政府存在的一些治理缺失或失灵问题起到了很好的弥补或补救作用。如拥有10余个名牌、2500多家加盟酒店的校友企业东呈国际集团,针对国内一些地方出现“湖北人在省外住宿难”问题,从1月26日开始接收在全国各地无法回家且又无处可去的湖北人入住;再如,对于在抗疫期间很容易被忽视的养老院、福利院等机构,武汉大学校友企业家联谊会联手复星基金会,在2月6日武汉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及时将数万只免费口罩、消毒水等防护物资送到老人和弱势群体手中;又如,该校河南校友会针对疫情后期民众尤其是湖北民众返乡、返岗出行困难,联合一些当地企业,仅在3月29日、30日两天就动用了28个班次、56趟大巴车,免费为宜昌、襄阳和十堰三地的1000多名湖北乡亲提供接送服务。

六、余论:需要重新审视的大学校友会

校友组织天生就有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基因。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担心校友组织涉入“帮圈文化”而成为被限制发展的对象,其功能也大都局限在个人联谊、为学校筹集办学资金层面,即便在某一时段展现出的有限公共性也大都处在“自在”层面,即没有实现社会自觉的公共性。但在此次疫情阻击战中,仅武汉大学一所高校的校友组织就网罗了巨大的社会力量,其公共性建构也走向了“自为”的高度,这又势必会使人们重新审视校友组织的主要表现形式——大学校友会。在过去,大学校友会一直是高校在拓展社会影响力、传承大学文化、筹集办学资金、举办校庆活动等方面的重要组织力量。现如今,大学校友会还可以成为政府应急管理体系中可以倚重的合作伙伴,也完全可以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一,在提供社会公共产品方面,大学校友会具有天然的优势和巨大的发展潜力。目前,校友身份已成为普通人用来区分他人的、类似于年龄、籍贯、职业的最基本信息,大学校友会也成为我国过去10多年来发展最为快速、最为活跃的社会组织。它们也因为母校的存在而形成网络性关联,散布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且又以很经济的方式联成一体。所以从理论上讲,校友会的行动范围可以触及几乎每一个社会领域,也能凭借其成员之间存在的天然学缘关系和同一校友身份而迅速发展成为面向全社会的大规模校友召集,由此在提供多样公共产品方面具有其他社会组织所没有的优势和潜力,是国家完全可以利用的一种公共价值增量。武汉大学校友组织的这次救援行动,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大学校友会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这一职能却被忽略,即便有少许名校凭借其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校友资源,在展现社会功能方面也是很有限的(如组织一些零星的助学活动)。为此需要关注和重视大学校友会的社会功能,将对其利用从应急救援这种非常态的运作转向常态化的运作,如可以引导和鼓励校友会通过项目化的运作方式与社会需求建立对接。

其二,要推动大学校友会发展,当前最需要的就是为其提供制度化支持。目前,大学校友会虽已广泛地在许多大学及其校外建立起来,但作为参与社会行动的“新进入者”,却面临许多约束,其中如何通过注册获得合法性身份就是其一。由于注册门槛高⑨等原因,众多校友会虽然有组织有活动,但却没有获得民政部门认证,是“草根组织”。截至2018年11月,全国只有46个母校校友会登记注册,仅占全国高校校友会总数的1.6%。⑩至于地方校友会,登记注册所占比例就更小了。这种状态,使校友会公共性的生长空间受到很大限制,如校友活动缺乏必要的引导和监管,承担社会职能受到限制,一些有社会影响力的校友缺乏参与校友事务的意愿和动力,校方难以发挥协调和支持作用等。为此,在当前时代背景下要推动大学校友会的发展,最需要解决的就是校友会的登记注册问题。早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就为支持和规范包括校友会在内的社会组织的发展作了总体部署,教育部也以文件形式取消了对校友会成立和发展方面的限制性条款,那么其他部门也应跟进,在降低注册门槛的同时受理校友组织的注册申请,凡是符合基本条件要求的校友组织,都应一一登记注册,不能因为其母校社会地位及影响力的差异而差别化对待。同时,高校也应主动与当地政府和业务主管部门沟通,为其关联的校友会完成注册登记提供引导和支持。

(本文通讯作者为陈春莲)

注释

①1826 年,普林斯顿大学校友会成立,被认为是美国高等教育史上第一个正式的大学校友会。

②这 7 座楼及其捐建者、捐赠金额分别是万林艺术博物馆(陈东升/2011 年 1.47 亿元)、当代楼(艾路明/2011 年 3000 万元)、文科综合楼(毛振华/2012 年 5000 万元)、卓尔体育馆(阎志/2013 年 6000 万元)、亿纬电化学楼(刘金成 /2015 年 1000 万元)、小米科技楼(雷军/2016 年 1 亿元)和电子信息学院大楼(于刚/2019 年 800 万美元)。参见:刘丹.又有校友给母校捐楼啦,取自 http://news.sina.com.cn,2019−12−23.

③“珞珈”即珞珈山,位于武汉大学校内,常被校友或校方用来指代武汉大学。

④武汉大学的樱花在国内外都很有名,每年三月份的樱花盛开是校园内的代表性景色,“樱花”有时也被校友或校方用来指代武汉大学。

⑥如 1900 年圣约翰同学会成立时,时任圣约翰书院院长的卜舫济就希 望它不仅能“使他们(校友)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还能“使毕业生们保持对母校的兴趣”,并成为“促进学校发展的一个群体”。当时同学会的一位负责人在谈及该组织的宗旨时表示,“宗旨约分两大端,一以同学之余力,辅助母校;一联络前后诸同学,以广声气之应求。” 参见:《圣约翰大学年度报告》,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号 Q243-1-1446;徐维荣:《联旧会之缘起及其成绩》《约翰声》1910 年 1 月,第 6 页。

⑦相关信息见《北京大学校友通讯》第三十七期《北京大学校友会成 立 20 周年纪念专刊》。

⑧武汉大学校友总会的业务范围:(一)促进校友间、校友和母校间的交流,构建高质量的校友网络;(二)增强校友的归属感、为校友服务、关心和支持校友的事业发展;(三)凝聚校友力量,助力母校建设成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高水平大学;(四)创建校友和母校相互关心、共同发展的校友文化。参见:《武汉大学校友总会章程》。

⑨即便是母校的校友会,要通过注册获得合法身份也是困难重重。如 1984 年成立的北京大学校友会由于手续繁多、限制条件多,直到 1992 年动用校方的组织力量并在一些官员校友的帮助下,才得以在民政部门完成注册登记。至于其他普通院校,其校友会要取得合法地位的难度可想而知,地方校友会更是难上加难。

⑩具体可参见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校友工作研究分会 2018 年 12 月发布的研究报告《推动校友会依法注册,促进校友工作规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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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敏, 陈春莲|大学校友组织:公共性建构与组织成长——以武汉大学校友抗疫应急救援行动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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